誰束縛了員工準點下班的權利？

文/王言虎

“下班也得緊盯微信”算加班嗎？近日，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的一紙判決給出了答案。

李女士于2019年4月入職某科技公司擔任產品運營，約定執行不定時工時制度。2020年12月，科技公司以連續曠工3天以上為由解除了與李女士的勞動關系。李女士將公司告上法庭，其中要求公司支付她此前在公司任職期間的加班費。一審法院沒有支持李女士的訴請，但是，二審終審改判公司應支付李女士加班費共計3萬元。

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，今年3月份，上海一位王女士發視頻表示，自己在試用期第三天被辭退，老板給出的理由是，前一天下班時間太早。3月29日，當事人發布視頻稱，勞動仲裁勝訴，已經收到了法院寄來的裁決書，前公司需要按照規定依法支付雙倍賠償金。

這兩個案例的主題都關乎員工能否準點下班的權利，所以也在輿論場引發了打工人的強烈共鳴。的確，當互聯網與手機模糊了工作與生活、上班與下班的邊界，是有必要考慮這個嚴肅命題了。

曾經手機給人們的通信與聯絡帶來極大便利，但人們沒想到的是，在一個個“處處結網”的時代，手機及其負載的各種工作App，竟成了阻擋白領下班最大的攔路虎。對很多工種而言，微信與釘釘就是主要的工作設施，任務的布置、意見的傳達、結果的反饋，都通過手機實現。這意味著，只要手機不關機，打工人就永遠沒法徹底下班。

赫拉利在《人類簡史》中講過一個概念，名為“奢侈生活的陷阱”：農業革命讓人們擺脫了艱苦且危險的狩獵采集生活，過上了定居的農業生活，但農業進步也帶來了大量疾病。人口總數的增加還帶來人類社群內部的階級分化和暴力沖突。中國學者張笑宇將這個概念加以延伸，提出了“技術進步的陷阱”。其實，手機與社交媒體今日給打工人帶來的困擾，同樣也屬于“技術進步的陷阱”。

手機束縛了人們下班的權利，但并不意味著這就是合理的。一個基本的法律常識是，勞動者擁有正常的休息權。中國的勞動法規定了八小時工作制。正常情況下，一個職員只要下了班，領導就不應該繼續給他安排工作。如果要加班，就得支付一定的加班費。但在具體的工作場景中，這幾乎很難得到徹底的落實。

最近的兩起案例，兩名女子可以說很“剛”，她們拿起法律武器，捍衛了自己休息的權利。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。絕大多數勞動者要么囿于領導與單位的權威，擔心維權會影響自己的薪資與前程，要么被繁瑣的勞動仲裁與漫長的官司所嚇退，早早在維權路上繳械投降，白白吃下免費加班的啞巴虧。

保障準時上下班的權利，法律層面已無疑義，勞動者除了要像兩名女子一樣勇于維權外，制度建設上也還有繼續完善的空間。在這方面，不妨結合互聯網時代的新特點，創新法律法規，以保障勞動者合法權益。

比如，法國就制定了“離線權”法案。該法案規定，聘用50名員工以上的公司，不能在員工下班后寄電子郵件，員工有權利“已讀不回”，以保障私人空間。而不少國際大企業也充分保障員工離線的權益，比如大眾汽車就規定下班后關閉公司的電郵服務器，戴姆勒則允許員工刪除在假日收到的電子郵件。

基于本土特點，參考國外成熟經驗，立法部門也可以在既有法律的基礎上，細化對員工“離線”后休息權的規定。這不應該再是原則性、模糊化的，而應該明確罰則，劃定紅線，用剛性的制度條框，約束企業隨意調遣勞動者加班的沖動。

很長一段時間以來，中國的迅速發展是以“低勞動者權益”為代價的，在人口紅利消失、發展模式轉變，尤其是勞動者權益覺醒的當下，有關方面應該好好想一想，怎么保障好勞動者準點下班的權利了。

作者系媒體評論員

（校對：陳麗）